建筑设计，请多关照 | 看不见的城市
# 看不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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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也是由成本构筑的——
很多时候并非不能做，
而是决策者认为，
没有为少数人花这个成本的必要。
只有为少数人践行设计观念，
才能实现真正的设计平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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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腰伤以前，建筑师俞挺并没有觉得周围的建筑设计有问题。然而，在自己经历腰伤以及家人生病之后，他体会到了行动不便的烦恼，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知，这也影响了他的建筑设计。
残疾人坡道通常都在建筑的边侧，这是建筑师的常规操作，以保持建筑正立面的纯粹。不过现在俞挺不想这么做了。在最近的一次设计中，他把残疾人坡道放到了建筑的正门。
俞挺觉得，在经济上不富裕通往富裕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为多数人做设计，但当社会开始富裕，建筑师应该更多地去照顾少数人。他跟我们聊了聊他的观察和思考。
未来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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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挺
Wutopia Lab 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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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未来预想图（Dream Labo）
Y：俞挺
Q：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让你觉得同行的设计对身体抱恙的人并不十分友好？
Y：当身体抱恙时，你会发现身边的环境基本都不友好。人们会因为疾病、年龄、意外的相关损伤而导致身体行为能力下降和受限，这时他们都需要辅助。可惜我们设计的环境基本都没法帮到他们，没有辅助的建筑，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不友善的。
举个简单例子，这间办公室的门是一个内推的玻璃门，设计很酷，但是如果一个坐轮椅的人要进来，他就需要有人帮他开门。如果这个门是一个推拉门，或是一个电动门，那么他就可以自己进来。
其实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这种不便利已经到处都是了。设计上的不友好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因为他们觉得很麻烦，久而久之就不愿意更多地去接触社会。局限在自己已知的环境中，他们的心理和康复状态会越来越差。
前阵子我和家人在东京旅行，我夫人的轮椅可以无障碍地进到任何一个空间；但是在上海，这就很难了。我们现在设计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大楼和地面之间是有台阶的，可是在东京往往是没有这个台阶的。我们的台阶解决方法是在边上做一个残疾人坡道，这是一个辅助设施，但不足的是，这段残疾人坡道对残疾人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下去时坡度会产生一个加速度，当有人一个人坐轮椅时，他的前进速度就会加快。如果坡道再陡一些，他不一定控制得住。
我观察到在东京是没有这些坡道的，室外地平和室内地平是平接的，雨水通过隐性地沟排掉，所以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设计会增加许多造价，但是我觉得为少数人去增加额外的造价，大概才是对待少数人应有的态度。
Q：以建筑师视角来看，公共空间有哪些为满足规范却不实用的设计？
Y：残疾人厕所。规范上要求需要几个残疾人厕位，很多人就做几个，但事实上，对于残疾人而言，从第 1 层到第 100 层都应该要有属于他们的厕位。很多地方就做了一层——反正满足规范就好。
多数地方也不会设立一个独立的残疾人厕位，大多是把男士或女士厕位放大一些来做一个残疾人厕位。不实用之处在于，首先这些厕位轮椅根本进不去，其次，很多轮椅是由一名异性伴侣推着——没有独立厕位怎么行？但是在上海，目前只有相对少数的公共场所设有独立的残疾人厕位。
Q：你提到不便于残障人群使用的设计到处都是，为什么会这样？
Y：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个原因是毕竟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资金标准都是为多数人设计的。举个例子，红绿灯的设计从没考虑过色盲人群，这类人过马路要用自己的方法，比如跟着别人；以前红绿灯设计也不考虑盲人，后来在香港马路上会听到“嗒嗒嗒”的声音——这是为盲人考虑的，但今天在上海，我们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我们建筑学的教育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只有一个标准。这是因为，我们现代建筑学的标准制定于欧美工业化时期，那个时代在大规模进行建造时需要一个统一规范，于是人们把标准很简单地就设定在健康人的基础上。一旦我们设定了一个标准，那么一定会有被这个标准排除在外的少数人。当用这种标准的尺度去思考建筑设计时，建筑师就很容易忽视那么被标准屏蔽在外的少数人。
还有一些细微的原因。对于建筑师来说，如果他所经过的设计训练主要是为普通健康人服务的，那么他由此所形成的美学观会让他觉得，为少数人增加的各种服务设施是多余的，他会想尽办法把它们隐藏掉，不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职业习惯。
对于很多开发商而言，也是能省则省。要增加一个残疾人厕所，或是专门的轮椅可以回转的电梯，对他们来说，都是在增加成本。增加这些公共面积就是在减少实得的商业或住宅面积。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只去满足规范的最低要求，抱着“完成就行“的心态，而很少考虑设计是否实用。
Q：无障碍设施是一个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基本项，也是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就你的观察，建筑师在满足这个规范的过程中，忽视了什么？
Y：就是满足于“满足”规范。查图是查不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考虑过这些人会怎么去使用这些辅助设施。我自己的体验是，在东京我推着夫人总是很快能找到残疾人电梯，但是到上海，在机场就要推很多路才能找到一个残疾人电梯。
再比如，根据规范，对于坡道坡度的要求是 12% 至8%，也就是说，虽然 8% 的坡度更平缓些，但 12% 就已经满足了规范的要求，并且使用的空间也更少一些。但是如果使用轮椅的话，会发现 12% 的坡度还是比较悬的，尤其是往下走时，这个坡还是比较陡的。
Q：与以前比，你现在做建筑设计有哪些不同的考量？
Y：其实对所有人友善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要尊重每个人很难。我觉得要在细部、视觉体验上尊重少数人，给他们一个尊严感。以前我们做残疾人坡道，建筑师为了要保证正立面的纯粹，会把残疾人坡道放到侧面边门。在最近完成的一个设计中，我把坡道放到了正门，并且选择用最缓的坡道设计，我希望无论老幼男女、健康残疾，他们都可以有尊严、方便地进入这个建筑。其实延伸来讲，除了残疾人士，针对色盲、盲人、聋哑人、精神上有分裂的人等不同人群，设计上都需要有细致的讨论。
还有以前我们觉得坡道很丑，所以就喜欢在坡道两侧做玻璃栏板，或者有人会用那种很粗的不锈钢栏杆，但其实这些设计都是中看不中用。我们现在会修改这些扶手，为了让人更容易握住，我们制定了 4 厘米的扶手握径标准。
再举个例子，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个健康的人突然变得不健康了？在一个空间里当这个人摔倒下去，他能抓握住什么、是不是能够握得住，或者他倒下去后，地面对他来说是否安全、会撞到什么，这些问题我现在都会考虑。然后会发现那种漂亮的地坪没有任何意义，它只会让人摔下去很痛苦。
Q：所以你会加重考虑少数人的需求。
Y：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社区图书馆项目，我要把这个图书馆做成完全无障碍的，因为它正好是在上海肿瘤医院旁边。去到肿瘤医院的人大多心情都不太好，少数人因为误诊而高兴，大多数人是绝望。在这条绝望的马路上，很难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让这些病属坐下来休息，喘口气。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图书馆能够以图书馆的名义开放给所有医护人员、病患和病属，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放松的环境，让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有一个过渡和平衡。
这也是一个针对少数人的设计。以前我们不会考虑这些，觉得只要把无障碍的最低要求满足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在中国，因为焦虑带来的自杀率很高，很多自杀是因为某种环境的触发，加重了自杀的可能。如果我们建筑能够有善念，从而减少这种自杀的发生，不也挺好的吗？
Q：具体而言，你们会怎么做呢？
Y：我们会消灭坡道，从户外零零标高——轮椅可以直接平着进去，我想让因为化疗而暂时失去走路力量的人方便地进入图书馆。然后里面的家具陈列方式，也考虑到容纳轮椅转动时需要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也是个能够帮助病属解脱部分精神压力的空间，他们可以坐下来休息喝杯热水，不需要花钱，甚至可以在一把椅子上浅浅地睡上一觉。
Q：在你践行为少数人做设计时，遇到过什么样的阻力？
Y：就比如消灭坡道这点，阻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造价会大幅增加。在大楼和地面有高差的情况下，当积水产生时，因为有台阶，水就不会进入到室内。但是如果把台阶做平，我们就要在地面下额外做一个架空地板层把水排掉。第二，有业主会觉得为这个事情花这么多钱“不划算”，他会迅速做一个比较，认为满足了多数人，少数人就可以忽略了。第三，原本的施工方法简单又直接，现在就要求精细。施工队在舒适区已经习惯了一个施工方式，现在要他们重新学习，他们会觉得做不来。
Q：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Y：我还是希望能够先做出几个案例，然后大家能够宣传报道。我的态度是从自己做起，要获得别人的支持，在没有完成至少一个案例之前都是废话。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政策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们也要说服很多人。如果我们做出的案例能够支持他们，就有机会有效推动。要让帮助我们的人有弹药，我认为这是我们该做的。